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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泉：坚持人民至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社会慈善资源、理论创新、国际循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立德树人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胡彬彬：做到“三个注重”，有效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彬彬指出，社会慈善资源是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推进的活力源泉，必须做到“三个注重”，有效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一方面，要注重创新融入理念。树立主动融入理念，充分激发全民的爱心、调动全社会的热情；树立全域融入理念，探索建立“慈善+党建”“慈善+金融”“慈善+教育”“慈善+救助”等实践模式；树立协同融入理念，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另一方面，要注重健全融入机制。健全党建引领机制，积极创新激活社会慈善资源的组织化形式，探索激活社会慈善资源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健全慈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主责作用，积极创新慈善行为的激励方式，推进慈善公益组织与媒体平台的合作，探索慈善积分奖励、慈善时间银行等多样化激励机制。同时，要注重拓展融入路径。以社区为主体创建融入场域，以增强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为目标，积极开展“社区慈善日”等活动，努力打造“慈善标杆社区”；以社会力量为依托拓宽融入渠道，社会组织要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加强资源整合平台建设，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慈善资源，并使之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李泽泉：坚持人民至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杭州师范大学纪委书记、教授李泽泉表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一方面，党的理论来自人民。必须深深植根亿万人民的生动实践，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及时概括提炼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另一方面，党的理论为了人民。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党的理论造福人民。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造福人民作为理论创新的价值旨归，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摘编自《人民日报》

　　【黄晓凤：多措并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财经大学广东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晓凤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重视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一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围绕国内发展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拓宽使用外资来源，扩大市场准入；通过吸引全球技术、资金、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二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在数字贸易等领域创设高标准规则体系，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规则、价格、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通物流、信息流、数据流和交通运输堵点，全面增强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通过精准匹配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各链条的无缝对接。

　　摘编自《经济日报》

　　【于家明：处理好三对关系，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北京市委党校第23期局级研修班学员于家明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辩证思维，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一是在乡村发展中兼顾效率与效益的关系。切实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蹄疾步稳地推进城镇化；完善乡村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下乡，拓展乡村产业的市场空间；着力于改变分散、粗放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避免片面追求大干快上的倾向，把握好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尺度；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树立保面积、保产量的责任意识。二是在乡村建设中协同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在充分掌握乡村的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现实状况、农民呼声等信息的基础上，坚持规划先行，做到分类施策；注重风貌保护，尤其要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增强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推动机制创新，激活大量沉淀的实体资产，挖掘生态价值。三是在乡村治理中融合硬件与软件的关系。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推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下乡，要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体现农业农村优先；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基层实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

　　摘编自光明网

　　【刘凤义、余一凡：扎实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凤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余一凡表示，思政课教师要切实在实际工作中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落细，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系统必须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的道理。思政课教师必须在讲道理上下功夫，坚持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透过现象看本质，强化学理支撑；主动回应学生们关心关切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甚至是一些敏感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征服学生；用好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时代感。三是运用好大思政课提升育人成效。高校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推行“师生四同”，围绕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广大师生同学同研同讲同行，共同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运用生动鲜活的实践强化认同；运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等教学科研平台，推进科研教学相互促进，坚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洪学智率“抗大”师生进行“敌后小长征”******

　　作者：胡遵远（安徽省金寨县干部学院）

　　1940年11月，洪学智奉命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一路上，洪学智和战友们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跨越晋、冀、鲁、豫、皖、苏6省，最终于1941年4月胜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无一减员。洪学智领导的此次行军，受到新四军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的高度赞扬，被华中抗日军民亲切地称为“敌后小长征”。

　　出任“抗大”四团团长

　　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9年7月，“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为了便于行动，“抗大”总校原大队、支队、学员队，依次改称为团、营、连。洪学智当时是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刘忠）。“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刘忠被调往冀东，洪学智所在的三团(即三大队)改为四团，由罗华生当团长、洪学智当副团长。

　　7月9日，四团奉命从蟠龙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米脂，到了佳县，在那里渡过了黄河。过黄河后，四团山西兴县罗峪口，进入阎锡山部队的控制区。洪学智率队一面警戒，一面迅速前行，用两天时间到达白文镇，然后继续东进，在八路军三五八旅部队的护送下翻越了吕梁山、渡过汾河，来到太原以北的阳曲地界，前面就是同蒲铁路。日伪为防止八路军往来，沿铁路线建立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通过封锁线前，护送部队将敌人的兵力配置和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洪学智根据情报和战友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八路军交通站的接应下，部队分两批安全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

　　接受任务，率部前往华中

　　“抗大”总校到达晋东南后，罗华生调到二团，刘忠负责三团，洪学智任四团团长。洪学智在校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领同学一面学习一面斗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对晋东南发动多次大“扫荡”。抗大三团在冀中坚持办学很困难，于是又返回了总校。

　　不久，洪学智接到上级命令：为加强“抗大”各分校工作，“抗大”总校决定把三团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编为山东干部大队，由聂风智任大队长，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一分校工作；另一部分编为华中干部大队，张兴发任大队长，由洪学智率领前往苏北，和当地的新四军会合，共同创办“抗大”五分校。两个大队的沿途行动，均由洪学智统一指挥。

　　依靠群众，顺利穿越封锁线

　　11月9日，洪学智带着三团（包括华中和山东两个干部大队），从浆水镇出发，准备过平汉铁路向鲁西北前进。此时，日伪军队正通过平汉线南下运兵，沿途防卫森严。洪学智率部一路南下行军，需要越过的第一条封锁线就是平汉路。他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定把越过地点选在邢台以南的沙河镇，并联络当地游击队派人护送。

　　洪学智率部连续行军140里，于夜间秘密来到铁路附近。在这里，洪学智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日军为了割断太行根据地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沿着铁路新挖了一条宽约3到4米、深约4米的封锁沟，在铁路沿线增修了碉堡、设置了哨卡，并派装甲车和巡逻队日夜巡逻。

　　为了安全穿过封锁线，洪学智命令部队在树丛里隐蔽，自己率警卫员在附近进行侦察。走了很久，他发现附近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亮着灯，就悄悄派警卫员过去了解情况。警卫员找来一位老乡，洪学智首先表明自己是专门打鬼子、汉奸的八路军，打消了老乡的顾虑，又向老乡询问附近敌人的情况。据老乡介绍，近来敌人为保证运兵安全，不仅增加了沿线守卫，还对铁路沿线进行“扫荡”；敌人的装甲车大约25分钟经过一次；封锁沟有的地方较浅，在沟内只需搭起一人高的人梯就能穿过。洪学智考虑到有十几匹牲口驮着行李和教学用的书籍，无法通过，又问老乡有没有地方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老乡说离此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桥洞，尚无敌人看守，可以过牲口。

　　洪学智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敌人装甲车巡逻的间隙，进入封锁沟坡下隐蔽，又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派出侦察员沿封锁沟寻找桥洞。不久，几名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发现了桥洞！洪学智立即对部队进行了部署。在他的率领下，部队很快来到封锁沟较浅地方，按次序跳进深沟，解下绑腿，上拉下推，架起人梯，很快穿过了封锁沟；与此同时，洪学智派出的部分精干战士牵着牲口依次从桥洞穿过，其间遇到敌人装甲车巡逻就立即隐蔽。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洪学智和部队全部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机智解决渡河难题

　　安全越过平汉线后，洪学智率领部队一路前行，在当地游击队的护送下，安全穿越70多里的伪化区。部队经过短暂休息，继续向鲁西北行进。不久，洪学智率部从冀南进入山东，来到馆陶县，准备从这里渡过卫河。

　　卫河水面宽约五六十米，水深岸陡，沿河还设有敌人据点。紧靠对岸，有一条公路与河岸平行。卫河是日军割断冀南、鲁西两个根据地的又一道封锁线。由于此前敌人多次和我渡河部队发生战斗，在洪学智率部到来前，敌人已经把沿岸渡口都挖毁了。为防止八路军渡河，敌人还特别增加了汽艇昼夜巡逻。洪学智从游击队的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命令部队在离卫河不远的一个村庄里隐蔽，自己和侦察员经过几个夜晚的紧张侦察、研究，终于选定了渡河地点。

　　渡河前，洪学智准确摸清了敌人汽艇巡逻的时间间隔，又从沿岸党组织处借了几条小船，计算了每条船的承载人数。

　　渡河当夜，洪学智率领部队于晚上六七点钟就赶到登船地点，不久，得到消息：群众仅能提供一个小划子和几只能坐四五个人的大木盆。而且船只凌晨12点钟到1点钟之间才能到达，因船只太小，只能渡人，不能渡牲口。这可把大家急坏了！洪学智临危不乱，认为卫河地处华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上，两岸干部群众往来频繁，于是一面命令部队隐蔽，一面找来当地党组织负责同志，询问近期是否有其他同志渡河。据当地同志介绍，几个小时后，中共山东分局有一批干部要从对岸某处过卫河。洪学智闻讯大喜，立即率领部队急行军，赶到了山东分局干部渡河地点。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终于从对岸盼来了4条小船。山东到延安的干部渡河上岸后，洪学智立即命部队借船渡河。

　　由于船小，还是不能渡牲口。洪学智灵机一动，向山东分局干部队询问牲口的情况，对方回答说：船太小，他们只好将牲口交给了对岸护送的同志。洪学智立即和对方达成协议——牲口互换。就这样，洪学智率部顺利渡过了卫河。

　　到达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干部大队前往沂蒙山区，洪学智继续率领华中干部大队前进。在洪学智的带领下，华中干部大队穿越津浦线，最终于1941年4月顺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270人无一人减员。洪学智和华中干部大队受到新四军和苏北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他们“创造了‘敌后小长征’的奇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